赵立新言论激起众怒,四部新剧或被撤档,刘亦菲靳东等众星受牵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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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立新言论激起众怒,四部新剧或被撤档,刘亦菲靳东等众星受牵连

  编者按:4月2日,演员赵立新在微博发问“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,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宫?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?”,引发了巨大争议。赵随后发布声明,对自己“不够严谨的措辞”表示道歉,“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包容我”。

  揆诸史实,抗战期间,日军并非没有劫掠故宫文物,只能说“大多数故宫文物未遭日军劫掠”;个中缘故,也非日军收起了“侵略者的本性”,而是基于更现实的利害考量。《短史记》之前对此事有过介绍,这里重新推送一次,希望有助于廓清误解。

  文 | 谌旭彬

  抗战期间的故宫文物,分为南迁和存留两个部分。

  1933年初,日军攻占热河,平津震动。故宫博物院、古物陈列所等四家机构决定将部分文物南迁,前后分五批起运。先暂存于上海租界,后于1936年底存入南京朝天宫库房,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。这批南迁文物共计19557箱,其中故宫博物院13491箱,颐和园640箱,古物陈列所5415箱,国子监11箱。

  南迁文物虽属精选,但也只是故宫所藏历代皇室文物的一小部分,留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,仍至少超过了100万件(套),珍品不可胜数当时未有完整统计;2010年的详细点查数据是,故宫馆藏文物为180558件(套);摒除后世增入与战后回流的部分,认为1933年文物南迁后,仍有超过100万件(套)文件留存在北平故宫,其实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。①

  图: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a5bbe61a2e074d2da8fa01763cd96daf.jpeg

  南迁部分的命运,比较波折。自1937年8月开始,这部分刚刚安定下来的文物,再度踏上西迁之路据韩启桐1943年的统计,共计运出16627箱,2953箱被迫留在了南京。

  第一批西迁故宫文物,沿长江水路,经汉口、长沙运至贵州安顺,后又转移至四川巴县;第二批走水陆两路,经汉口、宜昌,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抵达重庆,后为避日军轰炸,又转运至乐山,期间发生过箱体落水事件。第三批走陆路,由火车运往徐州,入陕西后,沿秦岭山道用卡车运入汉中,为避日军轰炸,后又转移至成都,最后存放于峨眉上的庙中。

  颠簸、翻车、落水、泡雨、误炸、仓库坍塌、潮湿霉变、白蚁侵害等,对西迁故宫文物造成了许多损失。抗战胜利后,文物东归,途中尚且“严重损失文物达120余箱”,战乱中的仓促西迁,损失自然更大。比如,1938年2月四川禁烟局仓库坍塌,曾压损文物七箱;6月,陆路押运的士兵不慎引爆手榴弹,炸毁文物四箱;1939年,往乐山转移时多只文物箱落水,多艘船只触礁导致船舱进水波及文物……也就是说,坊间流传已久的“西迁文物几乎没有损失”、“没有丢失过一只文物箱子”的说法,与常识不符,也与史实不符。可惜的是,这些损失,战后并未留下详细的统计资料。②

  滞留在北平和南京的故宫文物,是留有详细损失统计的。

  下面这张《被劫文物清单》,由故宫博物院统计,1948年9月呈递给盟军总部,再由盟军总部转令日本政府,对损失文物彻查寻找。

  清单中的66只大铜缸,是北平故宫博物院的被劫文物。自白地青花大盘至玻璃罩(先往下,再往右),是故宫南京分院遗失的文物,其余属于古物陈列所寄存在南京分院的文物。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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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制图/短史记

  北平沦陷期间,日军对故宫博物院较严重的侵扰、劫掠有两次。

  第一次是1938年6月,敌伪宪警两度闯入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,搬走、撕毁大批图书杂志。

  据统计,日伪共计抢走图书书216种,计314册;杂志305种,计655册。主要劫夺销毁对像,是含有反日、爱国、马克思主义、揭露日本殖民、伪满真相等内容的出版物,如《抗日救国须知》、《日本在满洲权力及地位》、《中国丧地史》、《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驭议》、、《日本侵略中国年表》等。④

  第二次是1944年,日伪强制故宫“献纳铜品”,用来铸造枪炮子弹。

  北平城里的“铜品献纳运动”始于1943年,日军很快注意到了“意宫内铜缸及历史博物馆铜炮等件”,“借游览之名来宫中调查铜器者不乏其人”。进入1944年,客观形势已很难抵制日军对故宫铜缸铜炮的征用,为避免日军直接侵入造成更大损失,故宫将辖区内的两百多口铜缸造册,筛选出其中没有款识、不能断明年代者54件,连带2尊铜炮,交给了日伪。大略同期,日军还曾直接自故宫劫夺铜灯亭91座、铜炮1尊。及至日本投降,后者在天津被发现,但已经残破、缺损,前者则不知所踪。⑤

  图:日军劫掠故宫铜缸一隅571e425168fc40ca859a382b202a5be5.jpeg

  滞留在南京是2900多箱南迁文物,藏于朝天宫地库,损失也“幸不甚大”(马衡语)。

  1938年6月,日军打开地库,对文物进行了开箱清点,并搬出保存至日军兵站。汪伪政权成立后,这部分文物,成了装点“中日亲善”的工具,被移交给了汪伪政府。抗战胜利后,由国民政府重新接收。

  由日军、汪伪控制期间,这部分故宫文物出现了损失,具体统计见前面的图表1件镯子、1只钟、1件棉被、33件衣料……,这种情况,多半是个人性质的顺手牵羊所致。⑥

  (1)全面抗战爆发之前,国民政府在伦敦和莫斯科举办了故宫文物展,伦敦的展出,规模与规格都很高,极大提升了故宫文物的国际知名度。侵占故宫文物,对日军而言是有国际舆论压力的。

  (2)日军既然要在沦陷区扶植傀儡政权(包括顾及伪满溥仪的脸面),自然不便直接掠夺故宫文物。所以,对北平故宫博物院,日军最核心的诉求,不是夺取文物,而是扶植一个亲日的院长(事实上并未做到,由日伪任命的院长祝书元,立场仍倾向于维护故宫文物的安全);对存留南京的故宫文物,也选择交由汪伪政权保管。

  图:故宫是重要的政治场域,图为1941年伪“国民政府还都大会”在太和殿举行818906e35c3948fc8a2780042afc811f.jpeg

  (3)故宫留守人员努力清点造册,使文物有详细编目、登记在册,增大了日军掠夺文物的难度。如1942年底,故宫文物点收工作重启,至1943年结束,清点造册文物20余万件。虽属螳臂当车,留守人员对日军掠夺的抵制,也不应忽略,如1938年10月有汉奸组织自故宫取走蒙古地图两件,交予日军多田部队,后经故宫工作人员再三追讨索回;对日军的献铜要求,故宫也是能拖则托。

  当然,最重要的原因,其实还在于占有故宫文物,对日军而言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,既无助于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,也无助于所谓的“中日亲善”,只会造成政治麻烦、外交麻烦。反之,对那些有直接用处的铜缸、铜灯亭,仍然还是会直接去抢。

  所以,故宫的文物损失,完全不足以代表抗战期间中国的文物受损情形。

  下表是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”1946年所编写的“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”。该调查当年采取了从严筛选标准(比如要求在提交文物损失时提供文物照片等依据),损失估价来自“文物专家及业书肆及古玩者”,依据的是“战前标准”,较之失主自己所承保的价格也是“削减甚多”。⑦

  故而,这是一份比较保守的统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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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制图/短史记

  ①单霁翔,《北京故宫馆藏远超台北故宫》,中国日报网,2014年5月14日。

  ②戴雄,《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》,《民国档案》3003年第2期。

  ③孟国祥,《故宫陷留南京文物损失之研究》,《日本侵华史研究》2016年第4期。

  ④黄金,《沦陷前后张庭济与“奉命维持”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14年第5期。

  ⑤同上,另参考了:孙岩,《人非物是八年沦陷的故宫博物院》,《紫禁城》2005年第5期。

  ⑥孟国祥,《故宫陷留南京文物损失之研究》,《日本侵华史研究》2016年第4期。

  ⑦《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选编 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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